水洞沟遗址发掘完整史

　　500多年前，奉命修筑长城的明朝军民在宁夏灵武市红山堡以西5公里处搬石夯土，汗浸大地，意图加强九边的防御，巩固帝国的政权。在离施工处不远的地方，一道高15米的断崖绵延着面临边沟，俯视着一条由东向西长年流水的小河。千万年来，流水将鄂尔多斯台地切割成两壁屹立的峡谷。修筑长城的人们没有想到，就在这片地域，几万年前曾经有一片水草丰美的湖泊，在无垠的草原上，犀牛、鸵鸟、野驴和羚羊不时经过;在碧水蓝天下，已有先民拿着自己打磨的石器追猎动物，过着平静的群居生活……

　　人们无法知晓那条小河流淌了多久，它静静地穿越长城后继续向北流去，最终汇入黄河。

　　400多年后的1923年夏天，两个法国人在前往鄂尔多斯进行地质和古生物调查的途中，歇脚于河东长城边的 “张三小店”，意外发现了水洞沟遗址。一段历时近百年、历经几代考古学家的漫长发掘和研究就此开始，它的句号，至今尚未画上。

　　远古的呼唤 水洞沟文化遗址发掘片断

　　●发掘名称：宁夏水洞沟遗址系列发掘

　　●发掘地点：宁夏灵武市红山堡以西5公里

　　●发掘时间：1923年至今

　　●发掘次数：5次

　　●第五次发掘领队专家之一：王惠民

　　●发掘成果：

　　水洞沟是中国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蕴藏着丰富而珍贵的史前资料，被列为国家“十一五”文物保护规划重大遗址之一。它向人们展示了距今3万年前古人类的生存画卷，是迄今为止我国在黄河地区唯一经过正式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80多年来，经过5次考古发掘，在水洞沟出土了3万多件石器和67件古动物化石。其中构成水洞沟文化基础的一些石制品、工具及石器制作修理技术，可以和欧洲、西亚、北非的莫斯特、奥瑞纳时期人类栖居地的石器相媲美。尤其是出土的大量勒瓦娄哇石核，与欧洲相当古老的奥瑞纳文化形状接近。对这种地区相隔遥远、文化雷同的现象，外国著名考古专家认为是人类“大距离迁徙的同化影响”。水洞沟遗址所代表的文化，在阐述区域性石器技术传统的成因、远古文化的发掘和变异，以及晚更新人类在东北亚的迁移、扩散和交流具有重要地位，对3万多年前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度发掘：法国科学家的意外发现

　　是谁为沉睡几万年的水洞沟遗迹揭开了时空的帷幕?答案是肯定的：85年前的意外发现，使法国古生物和史前考古学家德日进(P·TeiharddeChardin)及博物学家桑志华(E·Licent)成为水洞沟遗迹迄今5次发掘中首先登场的人物。令他们震惊和激动的是，在这块距巴黎盆地有8000多公里之遥的荒原上，竟会发现与欧洲黄土相似的堆积物，以及具有西欧莫斯特文化、奥瑞纳文化技术风格的旧石器。德日进、布日耶等在全世界考古界处于领军地位的专家依据发掘的结果，花费了几年的时间，一步步对水洞沟进行深入研究。1928年，他们共同发表了长达数十页的《中国的旧石器》报告，国际考古界关于“中国没有旧石器文化”的论断终成历史。德日进和布日耶等在报告中指出：“在水洞沟采集的值得注意的材料，至少三分之一可以同我们欧洲、西亚和北非已演变的莫斯特人类栖居地的材料相提并论。”水洞沟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开启了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先河，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水洞沟也成了中国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重要遗址之一。

　　人们或许会问，在遥远的1923年，德日进与桑志华怎样来到了水洞沟?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在1982年第1期的 《化石》杂志发表文章《我所认识的古生物学大师——德日进》，其中就详细提及了德日进与桑志华来过宁夏并发现水洞沟的过程：l923年5月，德日进神父从巴黎来到天津，放下行装不久，即和桑志华联袂北上，开始了他们的鄂尔多斯之行。他们的考察以包头为起点，沿着黄河左岸西行，穿过乌拉山到狼山东麓，然后折向西南，在蹬口附近东渡黄河，然后又傍黄河右岸向南到银川市东南的横城，然后到达灵武市的水洞沟。

　　水洞沟是荒漠地带，方圆5公里以内荒无人烟。但这里却有个小小的店房，叫作“张三小店”，店主张三年轻时就在此地开了一个供来往行人住宿的车马小店。所谓的住宿小店，仅有一个大土坑，来往行旅自带被褥、粮食、蔬菜，只能提供一个旅行者炊煮的地点。如此简陋的小店却为当时由银川去陕北的行旅者提供了方便。

　　德日进和桑志华发现遗迹的过程多少有些意外。到达水洞沟时已是6月，当晚他们住进“张三小店”。晚上，德日进发现北部断崖上有磷火闪现，便跑到北崖沟下搜寻，发现崖壁上显露出灰烬。随后，在张三的帮助下，他们挖掘到一些动物头骨化石。意外的发现令德日进和桑志华兴奋不已。

　　根据发现，德日进和桑志华制定了一个考古计划，然后在北崖断崖处按考古程序进行挖掘。他们雇请民工挖掘，除小孩外，大人一律不准进入场所，当地人觉得这两个外国人的举动很神秘。后来，德日进和桑志华挖出了300多公斤石核、刮削器、尖状器等旧石代石器，装入木箱，费劲周折带回法国进行研究。

　　据贾兰坡先生文中回忆，德日进和桑志华两位神父在水洞沟发掘的时候，住在小店的东间里，西间是张三夫妇居住。由于当地人很少见到过外国来客，面貌、服装、习惯又和当地人不同，因而他们引起很大注意。直至今日，尽管张三夫妇都已亡故，但人们一提起这两位外国人来，还谈得津津有味。据说这两位西方客人，每天只是吃土豆和鸡蛋，吃顿烙饼也不容易，因为附近难买到面粉，更不用说咖啡和牛奶了。当水洞沟的工作结束后，德日进和桑志华才按照计划奔赴鄂尔多斯。

　　《中国的旧石器》报告公诸于世后，水洞沟逐渐成为中西考古学家们不断光顾和关注的地方，中国考古学界更是将目标锁定在这里。裴文中、贾兰坡等先生都先后对这里进行过考察和发掘。

　　20年的三次发掘，持续接近远古先民

　　1960年，中国和前苏联组建了中苏古生物考察队对遗址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了大约2000件石制品。

　　1963年夏天，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决定发掘水洞沟遗址。中国猿人头骨化石发现者、国际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亲自率队，发掘队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一些年轻科研人员共同组成，入驻距离水洞沟5公里的横山堡。宁夏博物馆的钟侃、李俊德等人也参加了协同发掘。

　　钟侃先生在《水洞沟遗址发掘记》一文中曾记录了当时的情形：这次发掘的地点，选择在1923年德日进等人发掘的原址，只是往北和往东扩大了一些。发掘是采用自上而下，按自然地层堆积的情况分别将不同层位的化石和石器仔细予以记录。当发掘到距地表深约6米的沙砾层时，竟然在不同的部位发现了两件经过人工磨制的石斧。这使参加发掘的人员十分震惊。因为之前，无论是德日进所公布的研究成果抑或是学术界的共同看法，普遍认为水洞沟遗址是一个单一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而现在，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器物之一——磨光石斧竟然出现于水洞沟遗址深约6米的沙砾层中!这一发现，无疑纠正了德日进及以往学术界的定论，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在随后的发掘中，还首次发现了以驼鸟蛋皮为原料、边缘经过打磨的圆形穿孔装饰品，这个重要发现，对判定水洞沟遗址的年代具有重要意义。

　　水洞沟遗址南面的小河涓流不断，遇到大雨和暴雨，猛涨的河水总会冲刷到遗址基部。从1963年到1980年，十几年间流水已造成遗址所在地大片崩塌。为了保护遗址，1980年夏，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宁夏博物馆组成发掘队，对水洞沟遗址进行了第4次发掘。此次发掘面积52平方米，出土了动物化石63件和6700件石制品，其中5500件石制品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地层中发掘出土的。

　　钟侃先生作为此次发掘的主要专家，他在回忆文章中提到，水洞沟的第4次发掘是由宁夏考古工作者和地质工作者独立完成的。为了获得3万年来水洞沟地质、地貌变迁的研究资料，在发掘的起始阶段，工作人员就格外注意第一手资料的采集和获取，随着发掘的进程，共采集了27个土壤标本以作孢粉分析使用，并采取了6个标本以作碳十四测定。

　　这次发掘采用了综合研究的手段，一是通过采集的碳十四标本，第一次测定出了水洞沟上下层不同时代遗存的年代;二是根据采集的土壤标本，第一次检定出了三万多年前水洞沟地区的植物种类;三是新发现了两件扁平的圆形磨石，进一步证明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已孕育着磨制工具的雏形。

　　1923年、1960年、1963年和1980年的4次发掘，都是在当年德日进发现的第一地点进行。人工石制品的主流是以长度等于或者大于宽度的长石片为毛坯的各类工具。发掘研究的结果，清楚地揭示了水洞沟文化所具有的欧洲旧石器中期莫斯特文化向晚期奥瑞纳文化过渡的动态特征。这种特征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因为水洞沟文化既不同于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为代表的小石器系统，更不同于以丁村为代表的三棱尖状器等大型石器系统。是相对独立于以上两种中国石器传统的文化形态。

　　如果单纯只凭这些化石、石器和装饰品，绝大多数人依然无法想象两万多年前在水洞沟生活的先民是怎样一种生存状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东生先生在《水洞沟——1980发掘报告》一书序言里，生动地描述了两万多年前远古人类生存的图景：

　　两万多年前，一群远古人顶着凛冽的西伯利亚寒风，艰难地跋涉在鄂尔多斯黄沙漠漠的旷野之上。他们是一支由男女老少组成的队伍，随身携带着猎人的专用工具、武器、帐篷和火种。当他们翻上一道连绵起伏的山梁而来到一处今天叫做水洞沟的地方时，眼前出现了一片水草丰盛的湖泊，远处草原上还隐约可见成群奔跑的野马、野驴和羚羊。显然，这是一处诱人的地方。于是他们放下行装，就地宿营，开始书写生活的新篇章……

　　第5次发掘亮点多多

　　与第4次考古发掘相隔23年之后，时光之书已经翻到了21世纪。2003年，为解决水洞沟文化遗存分布的时空范围问题，更进一步准确掌握遗址个地点文化内涵的面貌与相互关系。宁夏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共同组队，在两年野外调查的基础之上开始对水洞沟第2、3、4、5、7、8、9和12地点进行科学发掘。

　　如果说前4次发掘已经带给人们许多惊喜，那耗时4年之久的第5次发掘则以惊人成果的不断出现，再次冲刷着历史蒙在真实上面的浮尘。水洞沟第5次发掘的负责人之一、宁夏考古所专家王惠民先生对记者谈及此次发掘时，内心的激动溢于言表，在他看来，这次发掘发现了许多亮点，是一个成果丰厚的“胜仗”。

　　王惠民告诉记者，在第5次发掘中，考古人员首次采用了高科技手段，采取国际上常用的整体布方、全面揭露的方法、以1×1米的小探方进行发掘，在控制自然层的基础上以2-5厘米为水平层逐渐向下发掘。对出土的石器等标本和遗迹进行逐一编号。采用国际上对旧石器时代的最新考古方法，对每件标本均进行了三维坐标和产状的测量记录，并对每一件出土标本分别装袋，在室内对这些标本进行清洗，并将其测量信息输入到计算机中，对重点遗迹如灰烬层采用了浮选的方法，以期获取古人类食物方面的信息。在发掘同时，他们还系统采集了年代、沉积和环境测试样品，以便分析古人类生活的年代框架和生态环境背景。

　　考古人员发现，水洞沟的文化遗物的密度极大，在第1个文化层的第2到第5水平层，有的地方密度达到200多个标本，最多的地方甚至发现了300多个标本。在1平方米的层面上有这么多标本，可以说是标本挨着标本，王惠民说，如此高密度的发现他是第一次见到，而据他了解，在其他的类似考古发掘中极少有这样的发现，特别是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

　　先民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安家?在12000年到34000年前，水洞沟人生活的环境模式究竟是怎样的?在第5次发掘中，依据各种有关年代、环境标本的测定，可以认定水洞沟当时的大地环境属于干旱的荒漠草原，在近水洞沟一带有一条东南至西北流向的黄河支流。这条支流的水量随着末次冰川的冷、暖、干、湿的曲线波动，有时在河流的低洼地带形成串珠状湖泊，湖面面积随水流的大小而变化，但总的水流量不大。河湖岸边有低矮的小乔木和灌木丛以及连片的水草，离水岸较远的地方则生长着较茂密的沙生草本植物。这里是荒漠草原动物的天堂，也是水洞沟人的家园。人们以小的群体为单元共同生活，以渔猎的方式获取动物蛋白食物，但常年则主要依靠采集和贮藏植物的种子、根茎或叶片作为食品来充饥。因大量用火而普遍食熟食，半露天的穴居是他们主要的住所。有一定的生产分工，生活状态相对稳定，因而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审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在这次发掘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基本确定了水洞沟的时空范围。根据目前获得的资料表明，旧石器时代的水洞沟在距今24000年至29000年是人类活动最为频繁的时期，而最早在距今60000年左右，这里已经有了人类生存。

　　在为期4年的第5次发掘工作中，考古人员共发掘石制品和动物化石3万多件。石制品类型多样，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雕刻器等。这对研究水洞沟石器工业的器物组合和技术流程具有重要意义。带有明显的勒瓦娄哇技术风格的石核与石片的发现是一项重要突破，对界定水洞沟文化的性质和其与北方(蒙古、中亚和西伯利亚)、西方(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在水洞沟，不仅仅存在具有欧洲旧石器传统的石器形态，还在某些地点发现具有华北小石器传统的大量石制品、骨制品以及距今12000年的典型的草原细石器。

　　除出土大量的文化遗物外，第5次发掘发现的5个文化层中，有的文化层可能延续上千年，有的文化层可能有数百年、数十年，时间的分布并不均匀。考古人员在每一个探方里都发现了大量古人类用火的遗迹，包括大量灰烬、烧骨，局部灰烬集中区域发现类似火塘构造的红烧土。

　　除石制品、动物碎骨和用火遗迹外，这次发掘尤其重要的是还出土了近百枚精美的环状装饰品。装饰品以鸵鸟蛋皮、骨片为原料，圆形，其外径一般在8毫米左右，用琢制和磨制结合的方法做成，中间钻小孔，孔径一般在2—3毫米，个别的有4毫米，有的表面还被矿物质颜料染过色。完整、残缺、成品、半成品各种类型都有发现。这些装饰品小巧、规范，为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同类遗物中制作最为精美者，极大地丰富了水洞沟文化的内涵，为研究当时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行为模式和审美能力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王惠民透露，通过研究发现，这些装饰品产生的年代大约在距今24000年到26000年之间，从目前来讲，在中国乃至亚洲，这是已发现最早的类似装饰品。

　　考古专家从存在密集分布的文化遗物、大量动物碎骨、灰烬和红烧土、火塘等遗迹现象初步分析，该文化层属原地埋藏的古人类营地遗址。

　　可以说，在对水洞沟的历次考古发掘中，第5次发掘吸引了全国甚至世界的关注。这次考古发掘是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及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主持发掘，队员全部由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研究人员及研究生组成。除了主持单位外，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郑州大学等10多个单位共同介入发掘，其中既有工作经验丰富的研究员、博士，也有刚步入这门学科的硕士研究生和大学生。发掘集中了旧石器考古学、古人类学、第四纪地质学、地貌学、古环境学、年代学等方面的专家，是我国考古发掘现场集中专业人员最多、总体学位最高的一次田野考古。

　　有专家认为，这次组队在中国考古学界开创了新的组织模式。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直言：第5次水洞沟发掘是“中国旧石器考古的文艺复兴”!

　　王惠民告诉记者，人类学中的现代人是指生活在10万年至1万年以来形成的具有现代人体质特征的古人类，也叫智人，宁夏水洞沟遗址的人类正处于晚期智人阶段。水洞沟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是我国发现时间最早的两个旧石器文化遗址之一，也不仅在于具有丰富的文化遗物，更重要的是水洞沟石器中有大量极为明显的欧洲莫斯特文化、奥瑞纳文化的技术风格，是我国众多旧石器文化遗址中极为罕见、可以与欧洲旧石器文化传统进行全面比较的代表性遗址，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时光有时会埋没一切，时光有时亦会重现一切。直至目前，水洞沟依然是宁夏已知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址，随着考古发掘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对其研究的持续深入，新的发现仍将层出不穷。文/贺璐璐 杨秀山

　　2007年二号地点发掘现场

　　二号地点出土的鸵鸟蛋皮化石环形装饰物

　　二号地点出土的动物化石